从1966年5月到1968年9月，汉中共发生大小“武斗”事件803起，打死1390人，烧毁房屋2万多间，发生抢武器事件224起，抢得各种枪支9.5万支，子弹7.8万箱，双方还使用了机枪、迫击炮、手榴弹、地雷、坦克、装甲车等武器。汉中“武斗”规模之大手段之狠全国闻名，完全可以称为“武装暴乱”，其中个别事件极为恶劣，比如“8.19炸楼事件”，完全可称为“恐怖袭击”，还有一些事件死伤虽不多，但对人伦的践踏已到了丧尽天良禽兽不如的程度。
在同样的大背景下，同样为地级城市，有些地区的“武斗”并不是特别严重，汉中“武斗”为什么能震惊全国？我们应该做哪些反思？关于“武斗”及文革这一页，由于多种原因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及，公开的史料也极少（且不少用“××”隐去了真名），随着当事人的不断离世，这一页似乎正在不明不白地翻过。
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曾于2018年出版过《迷失的天汉－－我所亲历的汉中“文革”》一书，该书共500页有27章回忆和2章附录，通过大量当事人的回忆较为完整再现了那段岁月，尽管内容不是特别完整（比如联新派头目鲜有回忆），而且个别经历者的认识深度也不很到位，甚至多多少少有点“隐恶”，但能出来直面过去直面现实，已是难能可贵。笔者通过对该书的研读和思考，并结合先前了解听闻到的相关知识，就此问题讲述三个方面的观点。
一、恶与投机的狼狈为奸，让汉中“武斗”自带加速度，抢军火让“武斗”升格为“武装暴乱”！
汉中“武斗”的形成和发展乃至震惊全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时代大背景，二是外来影响，三是抢军火的助推。
从政策层面讲，核心有两点：一是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之类理论的洗脑，和“红五类”、“黑五类”的划分，以及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之类“血统论”观点的猖獗，加之聂元梓等恶棍学生的示范，和天安门广场上一次又一次不断搞接见红卫兵造成的不良影响；二是高考中断，教学秩序受到破坏，广大学生没有了升学通道，被动参与到文革中来。
但如果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，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：其一，言论环境狭仄到了极致，个人崇拜疯狂到了极致；1949年后“镇反”、“反右”政治运动排山倒海，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被迫害打压，或死或自杀或坐牢或丢掉饭碗或被批斗，事件频发不计其数，人人噤若寒蝉，对领导不敢有半点质疑，这为疯狂推进个人崇拜提供了绝佳土壤，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人都不敢质疑文革，质疑“武斗”。其二，经济及谋生手段的单一；当时为纯正的计划经济，任何人必须靠“单位”谋生，即使遭遇天大的不公也得忍着，甚至连不配合这种“软抵抗”也不敢，不像现在真有本事的人如果在单位受了超承受力的打压，会抛一句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扬长而去，那时的人离开了单位没有去处，“生存原因”造成无数人被时代裹挟。
从人性的角度讲，笔者认为是“恶与投机的狼狈为奸”。在文革中，尤其是“武斗”中，汉中一直深受外来影响，这种影响深入骨髓、无所不在，直接导致了“武斗”的升级，让“武斗”开始自带加速度，一派比一派狠。
汉中地处南方，无论是《隋书·地理志》中的“质朴无文，不甚趋利”，还是《宋史·地理志》中的“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，罕趋仕进”，都表明历史上的汉中人但求温饱并不太求上进，所以本地人性格相对柔软，穷凶极恶之徒并不多。但1949年之后，汉中来了大量外地人，有些是南下干部及其带来或出生在汉中的子女，有些是随着铁路建设来的（主要积聚在略阳），更多的是1965年后汉中作为三线建设的重地，随着大量企业的兴建而来的，这些人中尤以东北人居多；东北曾被日俄侵略者长期欺负，许多人为活命不自觉地变得投机而狡诈。这些人远离家乡，大多为年轻人，没有父母传统思想的羁绊，“奔前程”的雄心必然会时时在胸中燃烧着。这种人员结构成就了汉中“武斗”的人员结构，并很快成了“武斗”的“中坚”力量。
此外，还有外来“武斗”势力的助推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力量：一个是教育系统，尤其是西北工业大学，其直接参与和煽动了汉中一中、汉中大学（后改为汉中师范学院）、汉中二中、汉中师范等校的学生群体，还祸害到正在兴建的“新北大”（1965年3月5日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北京大学汉中分校，今为陕西理工大学北校区），起到了极坏的作用；二是铁路系统，“略阳地区工委”（全称为中国共产党西安铁路局略阳铁路地区工作委员会）因铁路关系到宝鸡、西安和广元，除了系统内部疯狂“武斗”外，还与地方上的略钢、十七冶等战斗，让整个略阳乌烟瘴气，并因纠缠到“统临矿”而祸害了整个汉中。1967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“6.4火车头相撞事件”。
汉中“武斗”凶残狠毒、规模庞大、震惊全国，“抢军火”是重要原因，有了军火“武斗”立即演变成了“武装暴乱”，两派丧心病狂的人马立即开始了挖战壕、筑堡垒，烧房炸楼，给汉中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。
起初的“武斗”用的是石头棍棒、砍刀长矛等冷兵器，但“武斗”暴徒们并不满足于这些落后的家伙。在汉中两派暴徒的带动示范下，略阳、勉县、南郑、镇巴、宁强、城固、洋县、佛坪、西乡等县的造反派均相继抢劫了本县公安局、县中队、民兵及驻军的武器弹药。在众多抢军火事件中以勉县“6.2事件”最为重大恶劣，1968年6月2日，“勉联”抢夺“三号信箱”档案大楼解放军武器时，打死驻军11人，打伤10人，而后又通过谈判诱骗解放军用枪打刀戳致9名战士当场死亡，4名重伤。
在抢军火事件中，略阳“红联站”、“联总”先后多次抢得各种枪500多支，子弹1万多发，八二迫击炮、六〇炮等；其中1968年7月10日略阳“红铁军”抢劫援越南军用武器装备三火车皮168吨，让周恩来总理震怒并亲自打电话严令禁止。甚至连巴山深处的镇巴也积极行动，造反派抢枪49起，得枪445支，子弹7万多发，炸药20多吨，雷管5万个。
有了武器的壮胆，杀红了眼的“武斗”暴徒们开始了无恶不作的武装暴乱，这是造成汉中“武斗”震惊全国的最重要原因。
二、“加害者”终究也是“受害者”，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守住“永不作恶”的底线！
1966年8月18日，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给献红袖章的宋彬彬说“要武嘛”。当晚汉中各学校和市民闻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大会，之后敲锣打鼓，游街欢庆，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，以“破四旧”为开端的汉中“武斗”拉开了序幕。汉中“武斗”的参与者，大概可分为四种：
其一，积极参与并不断推进暴乱的头目；此类人几乎全为“红五类”出身，绝大多数为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，没受过完整的教育，为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工人，人品低劣，投机心很强，组织能力和煽动能力强，一心想向上爬，为战胜和消灭“敌人”组织领导出谋划策不遗余力，丧心病狂，罪恶累累，唯一的区别是在对待无辜群众生命的残忍程度略有差异，比如各大小派别的头目们；这些人的结局基本都很惨，要么“战死”在“武装暴乱”中，要么被枪毙或把牢底坐穿。
其二，混入“武斗”队伍的流氓恶棍暴徒；这些人出生情况不明，但绝对是文化程度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，大多为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工人，没什么组织能力，也没拉文革的虎皮，以残忍恶毒无底线而著称，赤裸裸地犯罪，比如6.2事件中枪毙了的王明山、张培之、李保安、虞明，以及后来被枪毙了的抢银行主犯何森等等；这些流氓暴徒，个别处理较轻，比如有的用枪滥杀无辜群众者仅判了6年刑，还有一些因查不到犯罪分子逃脱了刑责，导致许多死于乱枪或中了地雷的群众，只是含冤而去；另外个人认为，不排除还有许多触目惊心的性暴力犯罪，但时过境迁不方便记录或求证，所以此书中没有收录。
其三，为寻求保护的被迫参与者；此类人分两种：一种为“黑七类”出身，受教育情况差异较大，参加不积极都会“授人以柄”，慑于当时的红色恐怖，基于自己的个人前途，为自保必须参加而且要表现得更积极，还要悖人伦地与父母划清界限；另一种为“红五类”出身受教育好的干部，由于具有能说会写或脑子灵或枪法准等能力，被派系大头目当作“人才”强行裹挟加入了，因为不加入就是“反革命”，这些人得罪不起大头目为自保不得已而加入；这两种人大多为例行公事式的应付，尤其是第一种，或为表“忠心”积极上天安门串联，但基于家庭背景和受教育情况，真正干了很多很大坏事的人并不多。
其四，“跟屁虫”型一般参与者；这类人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参与者，出身不好也不坏，多为不需要特别寻求保护的小年轻，无很特别的才能，无意或无能力当头目，是典型的“跟屁虫”，指哪打哪，让鼓掌就鼓掌，让喊口号就喊口号，让跳忠字舞就跳忠字舞，让贴大字报就贴大字报，这类人本质上是单纯善良的，在那种环境下参与“武斗”或多或少也存在一定胁迫因素，也做了一些打砸文物的坏事，属典型的“平庸之恶”，但其实更值得同情，他们蹉跎了岁月，个别还因流弹或地雷误伤或死或残。
从“武斗”结束后发布的数据来看，参与“武斗”人员中有841人被处理，544人被逮捕法办，26人被处以极刑。而今回首“武斗”，“加害者”终究也是“受害者”，虽有极个别恶人逃脱了刑责或处理偏轻，但绝大多数作大恶者都失去生命，或被处以重刑，愧对受害者，愧对父母及家人，背负上一辈子的良心债；终究无法逃脱“罪孽越重结局越惨”的法理与天道，可谓“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” 因此，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，都应守住“永不作恶”的底线！
另外，我们的教育，无论是家长、学校还是社会，应该永远把教育人具有“人性”放在第一位，爱与友善，理性与包容，遵纪守法，讲文明，不暴力，不唯上，不说谎造谣诬陷，所有人应永不放弃这些做人的底线，如此人才是人，我们的社会才不会再次受到文革之类错误的冲击。
在“武斗”中，也有一些非常善良的人，他们为了营救帮助落难的人，充分体现出了人性的光辉。在此从该书中摘取三小段曾让我澘然泪下的文字：
《不堪回首的“文革”往事》（口述高山，整理马多瑞）：“你逃走的第三天，‘联新派’得知后，一伙人到我家闹事，说我们那天晚上把‘统临矿’的人大头头高山给放跑了，把我打得浑身是伤，在家躺了一两个月才能下床活动。”
《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惨命运》（作者周卓民）：“二十年后沈小梅身患癌症，郝龙祥夫妇把她接到郝家沟的家中，悉心护理半年多，这是另一段佳话了。”
《我在校园里所经历的文革》（口述刘大运，整理刘浩然、周卓民）：“在谢老师跳井以前的一次批斗会上，那时候在学校里，我看到谢老师身体不舒服，就从谢老师家给老师拿了一个板凳端了一杯水，没想到就这么一件小事，谢老师一直铭记在心，直到1968年初夏，我在学校被误爆的地雷炸伤后在宝鸡住院时，谢老师还专门从汉中过来照顾我了很长时间。直到现在我心里对老师都充满了无限的感激。”
三、汉中“武斗”罪恶滔天，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健在的作恶者应谢罪求宽恕！
“武斗”期间，汉中大量文物被毁，大量房屋被烧。1968年5月31日“联派”进攻东关，占据汉中古城墙的东南角上古建筑三台阁，撤退时将三台阁炸毁。1968年6月28日“统派”炸毁了钟鼓楼，7月13日炸毁明代建筑汉中府文庙大成殿，后南大街、么二拐、河坝街、伞铺街、南关等街陆续被烧。由于汉中城内天天枪炮声不断，炸、杀、烧、抢持续两个多月，东大街、北大街、汉中路、南大街、民主街、中山街、丁字街、汉台街、高家巷、豆家巷、文化街、周公巷、中学巷、山西会馆巷、石灰巷、挂匾巷、青年路、伞铺街、当铺巷、司法路、太古石巷、川前街、川后街等居民搬逃一空。持续的“武装暴乱”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痛。
我甚至看到一群人将武斗中打死的对立派的一位姑娘，用绳索套在脖子上，从通用机械厂附近一直拖到汉江边上，和另一位被打死的男人埋在一起。一路上姑娘的衣服裤子全部被拖烂了，这些人竟一路狂笑狂闹，毫无人性可言。”这段文字摘自《遥远的记忆》，作者王文良，发生时间大约为1968年。
“最惨烈失格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语文老师朱老师砸自己母亲的遗骸。那天我正在教室里看报纸，突然听到外面很吵，就好奇地跟着大家一起围观，去了之后才看到我们的朱老师正在被迫用砖头砸自己母亲的遗骸。朱老师一手哆哆嗦嗦地从一个陶器罐子取出自己母亲的遗骨，放在砖地上按住，一手拿起一块方砖头一下一下砸下去。朱老师脸色苍白发青，神色凝重，表情呆滞，浑身颤抖着；几个红卫兵不时起哄几句；闻讯而来围观的学生真多，各个年级都有，人们都默不作声，能看出大家心里特别难受，一脸茫然，手足无措。……这种破坏中国人伦理道德、丧尽天良、禽兽不如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传承二百多年‘汉南书院’文化精神的校园里，阶级斗争的阶级性真是践踏了人性。”这段文字摘自《我在校园里所经历的文革》，作者刘大运，发生时间为1968年。
此外，还有抄家和各种批斗，变着花样的污辱人格，甚至连10岁左右的儿童作为“现行反革命”批斗抓捕。仅据宁强县统计，该县有3207户被抄家，1199人被批斗，在捆、绑、吊、打、站、跪、作“喷气式”等各种各样的刑罚中，144人被非法拘留，59人致残，53人死亡。
两年多的“武斗”，让汉中成了“人间地狱”，许多人含冤九泉，无数人家破人亡，民生凋敝，生灵涂炭，造谣诬陷，阴鸷歹毒，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；此外还有大量父子反目、夫妻成仇、兄弟相残、人伦丧尽的“人间悲剧”。“武斗”应该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任何妄图给“武斗”翻案的人，都是反人性反文明的伥鬼，都不应有半点得逞！
但是，我们不得不警惕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页翻得太简略，当年灭绝人性、丧失天良、作恶多端的鹰犬刁奴们，丧心病狂的打砸抢红卫兵暴徒们，过后有几人忏悔？社会的深刻反省并不够，许多作恶者以时代裹挟、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三缄其口，部分无耻之徒甚至仍在缅怀和美化自己作恶狗时耀武扬威的岁月。“朝闻道夕死可矣”，笔者衷心希望当年的作恶者能趁自己健在真诚去向受害者道歉谢罪，可写一篇公开的忏悔书，以告慰彼此的灵魂。受害人及其家属不要因再揭伤疤而忌讳，请给加害人一个机会，请大家一起给历史一个交待，给后世一个交待。
为使全社会能更深一步理解这种忏悔的警示价值，在此我特意从该书中截录两段忏悔性文字，这两位当事人全是汉中“武斗”时的风云人物，其中王永林已于2019年5月8日离世，从他们痛心疾首的回忆，我们能更深切地体悟到那个时代的悲哀。
《噩梦醒来已暮年》（口述王永林，整理马多瑞、李国伟）：“时光过去五十多个年头，在押坐监二十多年春秋，我早已无颜面对社会、面对人生，更无颜面对汉中的江东父老，但是经过朋友们的纾解和劝慰，使我重新鼓起勇气，敢于面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文革历史。为了弥补过去损失于万一，我感到理应为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，并以此乞求能得到汉中父老乡亲们的宽仁和谅恕，能让自己一直忐忑的心灵得以安宁和平静，使我们都能从历史的恩怨纠结中解脱出来。”
《不堪回首的“文革”往事》（口述高山，整理马多瑞）：“文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，我们的党对它做了正确的政治和历史结论。它带给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和普通老百姓的灾难至今还在人们心中隐隐作痛，这种撕心裂肺、刻骨铭心的痛只有我们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感受到，也才能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真心希望每一个善良正直的人都能够认清它，千万不要再重蹈文革的覆辙！这是我用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和最透彻的醒悟换来的一句忠告。”
尾记：希望深切反思汲取历史教训，希望此类悲剧永世不要重演！
文革尤其是“武斗”对国家和民族的伤害是巨大的，虽然已有了定论，但反思是不够的，以至于今天很多人仍在胡说八道，尤其是对大背景形成的反思。笔者认为真正要想远离文革和“武斗”，务必时刻保持两点警醒：其一，宽松的言论环境，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；其二，多元的经济结构，反对一切形式的开倒车。当前，一些学者和网红利用人们对现实的不满，时不时冒出一些歪理邪说，煽动民粹，倒行逆施，否定民营经济，否定市场经济，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；另外，还有许多人重拾文革中下三滥的扣帽子手法，把自己包装成“正能量”化身，打击观点不一致的人，打击讲真话的人，比如那些因《方方日记》诬陷方方“递刀子”的邪恶文痞，而大量乌合之众却一片叫好起哄，这都不是好兆头。
从个人方面讲，如果实在把握驾驭不了方向，不妨冷静地停下脚步。在《遥远的记忆》文中，作者王文良语重心长地写道：“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坎坷，我怕世事难测、历史重演，我时常担心自己的子女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，每当出现社会动荡，我就劝诫子女不要参与政治活动，毕竟我们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不懂政治，难以驾驭自己的命运，踏踏实实的做事、清清白白的做人，一生平平安安为最大心愿。”作者这段话虽有明哲保身的寓意，但却道出普通人的无奈，是的，当普通民众看不清世事时，那就停下来，永不随波逐流，保持善良，永不作恶，远离“平庸之恶”，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和可贵。
最后，拟一首《讨汉中武斗暴徒》的诗作，为本文的收笔，希望所有汉中人乃至中国人，能深切地汲取历史教训，不作时代的跳梁小丑，希望此类悲剧永世不要重演。
邪恶投机狂，自视革命党。
拼忠谋上进，乱法丧天良。
文攻加武斗，咆哮打砸抢。
两派杀红眼，炮战尸满巷。
人鬼一瞬间，余孽囚牢房。
终究狗咬狗，不过猴跳梁。
罪孽虽渐远，青史不漏网。
人性当死守，文明永激昂。
汉中拉响防空警报后，我想起两组数据！
汉中钟楼是谁炸的？
【原创】清明节，忏悔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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